这里没什么记者,“拍拍我们,报道一下我们吧。”灾民们看到拿着相机的人就不停地说——这是记者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看到的一幕,当地房子基本都塌了,村民没地方住,帐篷不够,食品也不够;“从数字上看,我们没有汶川灾情严重,但我们是欠发达地区啊,恢复重建的资金需要20多亿,我们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7650万啊!”——这是记者在陕西略阳县委官员那里听到的“叫苦”,当地13.3万人因地震而无家可归,帐篷严重欠缺。(5月29日《南方周末》)

新闻学中有个“议程设置”理论,说的是媒体的报道,常常能够为民众设置话题的议程——引导他们关心什么,不关心什么;品评什么,不品评什么。在抗震救灾问题上,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:媒体报道多的,能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,包括救援物资、志愿者队伍,也包括更多记者,就能源源不断地赶来。相反,如果没有什么媒体报道的灾区,它很可能就会在整体轰轰烈烈的救灾活动中,被“冷落”。虽然可能有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救灾,但在巨大灾情面前,常常会力不能逮。

有人感慨,如果没有这次大众传媒第一时间的集体展示,高度的信息自由,恐怕难以调动起全社会庞大的救灾热情——媒体在救灾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。但过分依赖于媒体此种作用的“副产品”就是:当全社会都在媒体设置的议程里热情高涨的时候,很可能有另一些人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哭泣。

人的生命是平等的。灾情同样严重,灾区群众苦苦等待,但如果因为媒体摄影镜头的重视与忽略,或志愿者接踵而来,以至于要发出“太多了,择吉另来”的呼吁,或冷冷清清,几乎没有几个外人去关注他们——平等的生命受到了严重不平等的对待,这的确是令主张公平正义的大众传媒非常尴尬的事情。

从媒体规律的角度,关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,报道矛盾最突出的部位,这是个很难克服的必然选择,毕竟没有谁能担当救世主,包揽所有地域的报道。但当想到为之而可能付出的代价,将是灾民苦苦的坚持支撑,甚至长时间无法被纳入救援计划被通盘关照,我们还是无法轻松地说一句“这是新闻规律使然”就能坦然释怀。

拿什么抚慰被舆论“冷落”的“其他灾区”?一方面,除了呼吁媒体更深入地发现,踏足每一个因灾情而急需救援的县镇村庄,把更多的民众需求展示出来;另一方面,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,不能过于按照媒体乃至舆论的“议程”来做事,要通过政府架构的独特体系了解所有的灾情信息,能够做出系统的通盘部署。

这两天,看到一些曾被冷落的地区(比如甘肃陇南)开始步入我们的视野,但我们无法仅仅因此而释怀。如果说媒体会按照新闻规律“选择性冷落”一些灾区,只能算是个“新闻道德命题”的话,那么政府部门尤其不能跟着犯此等厚此薄彼的错误:认为不被舆论关注的灾区,也不需要格外努力,可以听之任之,可以有所懈怠。恰恰相反,抗震救灾一盘棋,不抛弃任何一处灾情,不放弃任何一个灾民,这是公权部门责无旁贷的责任担当。

希望新闻媒体与政府部门都以更高的责任感,把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需要的灾区,把全社会的关心送到每一个四川灾区和“其他灾区”的民众那里,去抚慰那些曾被“冷落”的惊恐心灵。